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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traditional-mandarin/2-0-資訊技術與民主：日益擴大的鴻溝.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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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的科技冠軍，美國，已經轉向自我鞭撻，兩大政黨與其民選代表正忙於用一切可能的手段破壞美國的科技產業。」——馬克．安德里森（Marc Andreessen），2021 年接受諾亞．史密斯（Noah Smith）訪問時的內容。
+> 「西方的科技冠軍，美國，已經轉向自我鞭撻，兩大政黨與其民選代表正忙於用一切可能的手段破壞美國的科技產業。」——馬克．安德里森（Marc Andreessen），2021 年接受諾亞．史密斯（Noah Smith）訪問時的內容
 
-> 「技術可以是民主的動力，但事實證明，它也可以是對民主的威脅。」——肖莎娜．祖博夫，《監控資本主義時代》，2018 年。
+> 「技術可以是民主的動力，但事實證明，它也可以是對民主的威脅。」——肖莎娜．祖博夫，《監控資本主義時代》，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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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十年的資訊技術以兩種相關卻同時相反的方式威脅著民主。正如戴倫．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羅賓森（James Robinson）提出的著名論點：「自由民主社會」存在於社會崩潰和專制主義之間的「窄廊」中[^1]。從這兩方面來看，資訊技術正在不斷地縮小這條走廊，擠壓自由社會的可能性。
 
-一方面來看，技術（如社群媒體、密碼學和其他金融科技）正在打破社會結構，加劇兩極分化，侵蝕傳統規範並破壞執法力度。在技術的助力下，金融商業得以快速擴張其影響範圍，導致了它們對民主政體不負責任。我們將這些威脅稱為**「反社會」**。另一方面，技術（如機器學習、基礎模型、物聯網）的發展正在提高集中監視的能力，透過一小群工程師操控系統的能力，就可以為數十億公民和顧客塑造出社會生活的規則模式，進而限縮人們有意義地參與發展自己生活和社區的範圍。我們稱這樣的威脅為**「集中化」**。
+一方面來看，技術（如社群媒體、密碼學和其他金融科技）正在打破社會結構，加劇兩極分化，侵蝕傳統規範並破壞執法力度。在技術的助力下，金融商業得以快速擴張其影響範圍，導致了它們對民主政體不負責任。我們將這些威脅稱為 **「反社會」**。 另一方面，技術（如機器學習、基礎模型、物聯網）的發展正在提高集中監視的能力，透過一小群工程師操控系統的能力，就可以為數十億公民和顧客塑造出社會生活的規則模式，進而限縮人們有意義地參與發展自己生活和社區的範圍。我們稱這樣的威脅為 **「集中化」**。
 
 這兩種威脅都打擊了民主的核心，正如阿列克西．德．托克維爾（Alexei de Tocqueville）在《民主在美國》中強調的那樣，民主的繁榮有賴於深層且多樣化的、非市場性且分散式的社會與公民關係[^2]。
 
-讓我們先觀察這些來自最新技術的反社會威脅，在下列各方面產生的影響：社會、經濟、法律、政治與生存。
+**反社會威脅——** 讓我們先觀察這些來自最新技術的反社會威脅，在下列各方面產生的影響：社會、經濟、法律、政治與生存。
 
-- **社會方面：**越來越多證據指出，雖然社交平台的出現為那些從前在社會中被孤立的人（如在保守地區的性少數群體）提供了建立聯繫的強大平台，但放大到整體平均來看，這些平台反而加劇了社會孤立和排斥感 [^3]。
+- **社會方面：** 越來越多證據指出，雖然社交平台的出現為那些從前在社會中被孤立的人（如在保守地區的性少數群體）提供了建立聯繫的強大平台，但放大到整體平均來看，這些平台反而加劇了社會孤立和排斥感 [^3]。
 
-- **經濟方面：**網際網路和日益流行的遠距工作模式，在地理、時間和多家雇主方面提供的彈性，為發展中國家的工作者或部分不適合傳統勞雇市場的人提供了更多機會。不過，廣泛觀察新模式的出現之後發現，現行的發展機制並沒有做好完全的準備，可提供支持的機構與制度條件並沒有隨之出現（如工會與勞動法規等）。如此看來，這雖然可以共享創新模式中的潛在利益，卻也增加了許多已開發國家的工作場所與機會的不穩定性和風險，造成中產階級「空心化」[^4]。
+- **經濟方面：** 網際網路和日益流行的遠距工作模式，在地理、時間和多家雇主方面提供的彈性，為發展中國家的工作者或部分不適合傳統勞雇市場的人提供了更多機會。不過，廣泛觀察新模式的出現之後發現，現行的發展機制並沒有做好完全的準備，可提供支持的機構與制度條件並沒有隨之出現（如工會與勞動法規等）。如此看來，這雖然可以共享創新模式中的潛在利益，卻也增加了許多已開發國家的工作場所與機會的不穩定性和風險，造成中產階級「空心化」[^4]。
 
-- **政治方面：**極端化和偏激政黨的影響力，在許多先進民主國家中正逐步上升。雖然網路社交平台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早已是學術界十分重要的辯論與研究議題，但最近的調查報告中顯示，這些平台與工具遠遠未實現它們當初所承諾的內容，例如：幫助跨越差異分化的社會和政治紐帶，反過來還很可能助長了自 2000 年以來持續上升的極端化，尤其是在美國 [^5]。
+- **政治方面：** 極端化和偏激政黨的影響力，在許多先進民主國家中正逐步上升。雖然網路社交平台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早已是學術界十分重要的辯論與研究議題，但最近的調查報告中顯示，這些平台與工具遠遠未實現它們當初所承諾的內容，例如：幫助跨越差異分化的社會和政治紐帶，反過來還很可能助長了自 2000 年以來持續上升的極端化，尤其是在美國 [^5]。
 
-- **法律方面：**過去幾十年來在金融創新的高速發展下，實際消費者的利益未必增加（減少風險、資本分配或信貸方面）。相反地，金融服務激增反而替金融體系帶來了更大的治理挑戰，甚至繞過了旨在緩解這些潛在傷害的現行監管制度 [^6]。雖然住房融資的創新導致 2008 年金融危機來臨，是部分最具影響力的例子，但最極端（雖然影響有限）的案例也許是最近圍繞數位「加密」資產和貨幣的活動。鑒於它們與現有監管制度不符，所以為投機、賭博、欺詐、逃避監管、納稅，以及其他反社會活動提供了普遍的機會 [^7]。
+- **法律方面：** 過去幾十年來在金融創新的高速發展下，實際消費者的利益未必增加（減少風險、資本分配或信貸方面）。相反地，金融服務激增反而替金融體系帶來了更大的治理挑戰，甚至繞過了旨在緩解這些潛在傷害的現行監管制度 [^6]。雖然住房融資的創新導致 2008 年金融危機來臨，是部分最具影響力的例子，但最極端（雖然影響有限）的案例也許是最近圍繞數位「加密」資產和貨幣的活動。鑒於它們與現有監管制度不符，所以為投機、賭博、欺詐、逃避監管、納稅，以及其他反社會活動提供了普遍的機會 [^7]。
 
-- **生存方面：**人們越來越擔心該如何面對日益先進的大規模毀滅性技術，從環境破壞（如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喪失、海洋酸化），到更直接的武器發展（如錯位的 AI 與生物武器等）[^8]，社會認知和群體行動能力的碎片化相當危險。即使科技被認為正在破壞民主社會的凝聚力，也有越來越多人認同，如果為了加強政府的控制而將權力集中在一小部分私定決策者手中，對民主同樣會構成威脅。
+- **生存方面：** 人們越來越擔心該如何面對日益先進的大規模毀滅性技術，從環境破壞（如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喪失、海洋酸化），到更直接的武器發展（如錯位的 AI 與生物武器等）[^8]，社會認知和群體行動能力的碎片化相當危險。即使科技被認為正在破壞民主社會的凝聚力，也有越來越多人認同，如果為了加強政府的控制而將權力集中在一小部分私定決策者手中，對民主同樣會構成威脅。
 
-- **社會方面：**資訊技術最持續的影響也許是擴大資料獲取的範圍，以及加速了資訊的傳播。這些行動也擴張到了民眾生活與私領域範疇，使越來越多的資料可以被公開取得。當然，這種透明度的原則可能會引發一系列的社會效應與公眾討論，但實際上處理和分析這些資料可用價值的權力早已落入資本的手中，這些企業有獲取資訊內容的特權，也有投資於大規模統計模型（即 AI）的資本，而這些資料價值還可以再被繼續應用。此外，由於這些模型在獲得更多的訓練資料和資本支持下得到極大改善，因此，如果社會的核心參與者能夠獲得大量的數據和資本，他們往往會在所謂的「AI 競賽」中取得領先，這也給所有的社會帶來了壓力。種種因素相加，迫使社會為了競爭的需要而接受資訊權力集中的狀態 [^9]，甚至走向監控，使前所未見的監控和對資訊的控制成為常態。
+**集中化威脅——** 即使科技被認為正在破壞民主社會的凝聚力，也有越來越多人認同，如果為了加強政府的控制而 將權力集中在一小部分私定決策者手中，對民主同樣會構成威脅。
 
-- **法律方面：**AI 最新的發展速度和變革衝擊了許多民主社會的核心權利，然而，掌控這些至關重要選擇的關鍵權力卻由少數背景相似的工程師把持。由此可知，大型 AI 模型在「重新混製」內容的能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迴避智慧財產權法律和其他創意活動保護措施，現行的隱私制度也不一定跟得上資訊爆炸性地擴散發展。不幸的是，反歧視法在處理黑箱 AI 系統與隨之而來的潛在新興偏見和引導作用等方面，並不是那麼合適。另一方面，有可能解決這些問題的工程師，往往都替追求利潤的公司或國防部門工作，他們的教育和人口背景特定且高度一致（通常是白人或亞洲人、男性、無神論者、受過高等教育等），這也挑戰了民主法律制度的核心原則，因為這些原則理應該代表廣大社會的意向才對 [^10]。
+- **社會方面：** 資訊技術最持續的影響也許是擴大資料獲取的範圍，以及加速了資訊的傳播。這些行動也擴張到了民眾生活與私領域範疇，使越來越多的資料可以被公開取得。當然，這種透明度的原則可能會引發一系列的社會效應與公眾討論，但實際上處理和分析這些資料可用價值的權力早已落入資本的手中，這些企業有獲取資訊內容的特權，也有投資於大規模統計模型（即 AI）的資本，而這些資料價值還可以再被繼續應用。此外，由於這些模型在獲得更多的訓練資料和資本支持下得到極大改善，因此，如果社會的核心參與者能夠獲得大量的數據和資本，他們往往會在所謂的「AI 競賽」中取得領先，這也給所有的社會帶來了壓力。種種因素相加，迫使社會為了競爭的需要而接受資訊權力集中的狀態 [^9]，甚至走向監控，使前所未見的監控和對資訊的控制成為常態。
 
-- **經濟方面：**越來越多的調查顯示，自 1980 年代中期以來，AI 和相關資訊技術的廣泛趨勢，是取代而非補足人類勞動力（尤其是低教育程度的族群），這正是過去幾十年來資本（而非勞動）所得占比劇增的核心因素，從而導致先進國家的收入不平等加劇 [^11]。伴隨著勞動占比的下降，市場力量、利潤率和產業集中度（不太一致地）在全球各地攀升，特別是那些最依賴資訊技術的國家和行業 [^12]。
+- **法律方面：** AI 最新的發展速度和變革衝擊了許多民主社會的核心權利，然而，掌控這些至關重要選擇的關鍵權力卻由少數背景相似的工程師把持。由此可知，大型 AI 模型在「重新混製」內容的能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迴避智慧財產權法律和其他創意活動保護措施，現行的隱私制度也不一定跟得上資訊爆炸性地擴散發展。不幸的是，反歧視法在處理黑箱 AI 系統與隨之而來的潛在新興偏見和引導作用等方面，並不是那麼合適。另一方面，有可能解決這些問題的工程師，往往都替追求利潤的公司或國防部門工作，他們的教育和人口背景特定且高度一致（通常是白人或亞洲人、男性、無神論者、受過高等教育等），這也挑戰了民主法律制度的核心原則，因為這些原則理應該代表廣大社會的意向才對 [^10]。
 
-- **政治和地緣方面：**上述因素，都加強了專制政體和政治運動反對民主國家的力量。大規模監控、AI 和其他大規模資訊處理機制創造的工具平台與誘因手段，也讓政府更容易直接進行審查制度和社會控制。透過逐漸將經濟力量和社會控制的槓桿集中於一小部分（通常是企業）的巧妙手法、資本收入和市場力量的增加，以及工程師小團體日益增強的權力，使得威權主義政體更容易在需要時操縱或奪取經濟和社會的制高點 [^13]。
+- **經濟方面：** 越來越多的調查顯示，自 1980 年代中期以來，AI 和相關資訊技術的廣泛趨勢，是取代而非補足人類勞動力（尤其是低教育程度的族群），這正是過去幾十年來資本（而非勞動）所得占比劇增的核心因素，從而導致先進國家的收入不平等加劇 [^11]。伴隨著勞動占比的下降，市場力量、利潤率和產業集中度（不太一致地）在全球各地攀升，特別是那些最依賴資訊技術的國家和行業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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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方面：** 上述因素，都加強了專制政體和政治運動反對民主國家的力量。大規模監控、AI 和其他大規模資訊處理機制創造的工具平台與誘因手段，也讓政府更容易直接進行審查制度和社會控制。透過逐漸將經濟力量和社會控制的槓桿集中於一小部分（通常是企業）的巧妙手法、資本收入和市場力量的增加，以及工程師小團體日益增強的權力，使得威權主義政體更容易在需要時操縱或奪取經濟和社會的制高點 [^13]。
 
 此外，這兩種威脅相互交錯：專制政體越來越善於利用社交媒體和虛擬通貨的「混亂」，在民主國家撒下種子製造分裂和衝突。集中化社交平台利用 AI 極大化用戶對服務的熱度，往往造成爭議資訊和意見分群，導致了離心傾向。然而，即使在這兩種威脅並未積極互補，並且在意識形態多方面衝突的情況下，這兩股力量都對民主社會施加了壓力，並破壞了人們對民主的信心。這種不信任的發展，讓現在許多先進民主世界的信任指數已經降至有史以來的最低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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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倒退表現在四個方面：
 
-1. **科技反感（techlash）：**民主國家的公眾輿論與政策制定者對大型科技公司，甚至式許多技術專家懷著敵意，這種趨勢通常被稱為「科技反感」。
-2. **減少投資：**民主國家已大幅減少對資訊技術發展的直接投資
-3. **發展遲緩：**民主國家在公共部門的應用，或是需要公共部門大量參與的資訊技術進展相對遲緩。
-4. **未能支持技術持續發展：**與此相關的是，大多數科技專家都認為，公眾參與、監管、支持對於技術永續發展式至關重要，然而民主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未能解決這些因素遇到的問題，反而把重點放在根深柢固的社會和政治問題 [^14]。
+1. **科技反感（techlash）：** 民主國家的公眾輿論與政策制定者對大型科技公司，甚至式許多技術專家懷著敵意，這種趨勢通常被稱為「科技反感」。
+2. **減少投資：** 民主國家已大幅減少對資訊技術發展的直接投資。
+3. **發展遲緩：** 民主國家在公共部門的應用，或是需要公共部門大量參與的資訊技術進展相對遲緩。
+4. **未能支持技術持續發展：** 與此相關的是，大多數科技專家都認為，公眾參與、監管、支持對於技術的永續發展至關重要，然而民主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未能解決這些因素遇到的問題，反而把重點放在根深柢固的社會和政治問題。[^14]。
 
 2010 年代，公眾和政策制定者對技術的態度明顯轉向負面。雖然社群媒體和網際網路在 2000 年末和 2010 年初被視為促進開放和參與的力量，但是到了 2010 年末，它們開始被社會輿論撻伐，並在某些民意調查中被歸咎為上述許多弊端的罪魁禍首 [^15]。這種態度的轉變也許在在菁英階層的態度上看的最清楚，關於技術的暢銷書占據了主導地位，例如凱西．奧尼爾（Cathy O'Neil）的《大數據的傲慢與偏見：一個「圈內數學家」對演算法霸權的警告與揭發》和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na Zuboff）的《監控資本主義時代》，以及《[智能社會：進退兩難](https://www.thesocialdilemma.com/)》（The Social Dilemma）等電影。這些作品左右了公眾輿論與各階層的政治領導人，例如左派的傑雷米．科爾賓（Jeremy Corbyn）和右派的喬許．霍利（Josh Hawley），讓他們對科技行業採取了愈趨悲觀和激進的基調。「科技反感」的興起正擴寫了這些擔憂的存在，而「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的興起進一步強化了這個現象，透過利用社群媒體、社交平台攻擊或降低知名人士的文化價值，並且特別針對科技行業的領袖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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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g src="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m/pluralitybook/plurality/main/figs/golden.png" width="100%" alt="Golden">
 
-**圖 Y，資料來源：Roger Gordon，《美國經濟增長的興衰》**
+圖 Y，資料來源：Roger Gordon，《美國經濟增長的興衰》
 
 ### 停滯與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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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磨損的社會契約
 
-在圍繞著專家統治和放任主義的相關發展中，因為經濟條件最容易量化，所以也最容易引起關注。然而，在其他更深層、更隱蔽且最破壞性的是對信賴、信心和信任的侵蝕，而社會對民主與技術的支持正是奠基於信賴、信心和信任。
+這兩種意識形態雖然往往以溫和的形式呈現，但在圍繞著專家統治和放任主義的相關發展中，因為經濟條件最容易量化，所以也最容易引起關注。然而，在其他更深層、更隱蔽且最破壞性的是對信賴、信心和信任的侵蝕，而社會對民主與技術的支持正是奠基於信賴、信心和信任。
 
 對民主制度的信心一直在下降，所有的民主國家在過去十五年裡都是如此，尤其是美國和發展中的民主國家。在美國，對民主的不滿已經從過去三十年的邊緣意見（低於 25%）轉變為主流意見 [^31]。儘管沒有一致的衡量標準，但對於科技、特別是領先科技公司的信任度也同樣在下降。在美國，科技行業在 2010 年代初期和中期都曾被視為在經濟範疇中最重要的產業。時至今日，公共事務委員會（Public Affairs Council）、美國晨間諮詢公司（Morning Consult）、Pew 研究中心（Pew Research）和愛德曼全球信任度調查（Edelman Trust Barometer）等組織的調查報告卻都顯示出，科技業已經成為最不受信任的產業之一 [^32]。